丹麦政府提出的一项全面改革博彩规则的提案，其中包括禁止基于玩家亏损或营业额的收入分成式代理营销，引发了代理行业的强烈反弹。批评者警告称，这些变化可能会摧毁长期存在的商业模式，并削弱欧洲最成功的受监管博彩市场之一。
争议的核心是一项拟议中的法案草案，旨在修订《丹麦博彩法》。该禁令不仅适用于未来合同，也将终止已经生效的协议。尽管该提案并未彻底取缔代理营销，但它将禁止基于收入和亏损的佣金模式，实际上拆解了大多数丹麦博彩代理所依赖的商业模式。
代理方面表示，这一决定威胁到了自2012年丹麦博彩市场自由化以来，在相对稳定规则下所进行的多年投资。税务部则认为，该改革有助于加强消费者保护，并减少可能鼓励过度博彩的激励机制。然而，行业人士对这一举措的法律基础和政策逻辑均提出了质疑。
务实与禁止之间
代理行业的强烈反应，与丹麦博彩管理局 Spillemyndigheden 局长 Anders Dorph 一再阐述的监管理念形成了微妙反差。在近期接受 SiGMA 新闻 采访时，Dorph 强调，丹麦的博彩监管方式长期以来建立在务实而非禁止的基础之上。
“全面禁止根本行不通，”Dorph 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将伤害降到最低，而不是不切实际地试图禁止人类行为。”
Dorph 一直认为，丹麦博彩模式的成功，取决于让持牌市场保持足够吸引力，以便与无牌运营商竞争。“如果你对合法市场施加过多限制，就会让他们无法竞争，”他说，并警告称，不缴税也不遵守营销规则的非法运营商，始终能够提供更激进的条件。
现有合同将受 2027 年禁令影响
根据该法案，包括新的佣金结算禁令在内的修订内容将于2027年1月1日生效。自该日起，与玩家亏损或营业额挂钩的收入分成协议将被视为非法，即便这些协议是在多年前依法签订的。
在提交给税务部的一份详细咨询意见中，资深代理营销人士、对比网站 Casinolisten 创始人 Benjamin Nørregaard 将该提案形容为对法律确定性的极端破坏。
“该法案中影响最深远、在法律上最关键的一点是，在没有任何过渡安排的情况下，使自2012年以来所有合法且有效签订的协议一夜之间失效，”他写道，“这是一种性质极其特殊的干预。”
Nørregaard 指出，代理们是在丹麦开放线上博彩市场、明确允许收入分成模式的背景下，围绕这些合同建立了完整的业务体系。他在意见书中表示，取消这些协议将导致“未来权利失效所带来的重大财务损失”、未支付佣金引发的法律纠纷，以及既有投资变得一文不值。
“这些协议是在对立法者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签订的，并构成了投资、收益以及多年商业安排的根基，”他说，“这样的干预难以被视为符合宪法原则，且需要极其充分而明确的法律依据。”
一个核心问题在于，该提案是否构成间接征收。Nørregaard 援引《丹麦宪法》第73条，该条款保护经济权利，并通常要求国家在干预时提供补偿。在他看来，该法案既未提供充分的法律分析，也未设立有意义的过渡期。
“一项在六个月通知期内（从法案通过到2027年1月1日生效），就使这一收入基础变为非法的干预，不能被视为真正的过渡安排，”他在提交给税务部的咨询回复中写道。
行业担忧与法律类比
除了法律层面的争议，代理行业还警告称将出现严重的商业后果。Nørregaard 在接受 SiGMA 新闻 评论时表示，该提案将冲击那些在十多年里基于监管框架可预测性而进行投资的公司。
“该提案针对的是在14年间，基于现行监管，在技术、内容、营销和员工方面投入巨资的企业，”他说，“这些投资可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对某些企业而言，后果将是立竿见影且极其严峻的。“对于拥有员工和稳定收入的企业来说，这项提案实际上意味着其收入可能从2027年1月1日起直接归零，”他补充道。
Nørregaard 还质疑政府的根本理由。该法案草案旨在遏制可能促使代理鼓励玩家加大博彩力度的激励机制，但他认为，这一逻辑误解了成熟代理的实际运作方式。
“成熟的代理既无法接触玩家数据，也没有在推荐之后影响玩家行为的能力，”他说，“他们不与 ROFUS 相连，无法了解玩家的个人信息，并且被严格禁止直接联系玩家。”
“因此，考虑到真正受到这一干预影响的业务类型，声称代理能够‘煽动’玩家增加博彩行为，在事实和监管层面都缺乏依据，”他表示。
在咨询意见中，Nørregaard 还提出了更广泛的市场担忧。他认为，代理在丹麦的引流策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将玩家引导至持牌运营商。取消其既有的收入模式，可能削弱而非强化这一体系。
“禁令不会消除对博彩运营商信息的需求，只会把营销转移到不受丹麦负责任营销规则约束的外国、非监管主体手中，”他警告称。
对丹麦博彩模式的一次考验
多年来，丹麦一直被视为欧洲的成功范例，在高税率的同时实现了较高的引流率。但这一地位已不再稳固。近期估计显示，丹麦的引流率正面临风险。丹麦博彩管理局也已承认，来自非法运营商的压力正在加大，而 DNS 屏蔽等执法工具的效果有限。
反对代理禁令的人士认为，削弱合法营销渠道，可能会加速这一趋势。Nørregaard 在其意见书中警告称，如果以合规为导向的专业代理消失，“监管更少的外国代理将主导市场，并增加非法供应商的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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